“假货”是互联网的高频词汇，在持续不断的新闻曝光中，印象最深刻的还有那么几条。
显然，中国已经成为假货的重灾区。
昨日( 2 月27)阿里集团发文呼吁“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”，颇有几分猛药去苛，重典治乱的决心。莫不是假货成灾，又怎会投“法”问路?
平台并非第一责任人
有数据佐证，据美国商会数据显示， 2010 年到 2014 年间，美欧日执法机构没收的仿冒商品中，72%来自中国。更进一步数据(国际商标协会数据)显示， 2016 年全球买卖的假货产品价值 4600 亿美元，且大部分假货买卖发生在网上。
之于“假货”角色身份不同，心态自然各异，有爱、有恨、有痛不在话下，毋庸置疑的是，电商平台势必沦为烁金众口的“喷池”，从怒发冲冠中，不难看出，技术平台俨然被当成了假货的发源地。
殊不知平台只是集散地，更何况从技术平台本身来看，它没有与假货为伍的动因。
正如一位互联网老兵所说，技术本身并无罪过。不是因为有了互联网，才有了越来越多的罪恶，而是罪恶一直存在，正如不是因为有滴滴、顺风车，才有了劫杀，而是劫杀一直存在，不是因为有淘宝才有假货，因为假货一直存在。
假货流于线上，可制假售假的链条源头来于线下。正因如此，阿里首席平台治理管郑俊芳一直强调打假线下是关键。
进一步深究，平台为什么要打假?从用户、商家的利益考虑，平台当然有义不容辞的义务拒绝假货，保证商品的质量和安全，用户体验值才能上升，平台的口碑、形象才不会受到影响甚至是破坏。从这个维度上看，不难理解为什么阿里一直对假货采取零容忍的态度，为什么阿里专门建立 2000 人的打假团队来，每年投入 10 个亿打假。
然而，阿里这颗矢志不渝的打假之心，目前看来并没有获得多大的赞誉。淘宝之所以一直被诟病为“假货的营房”是因为平台打假的义务一直被过分放大、过多的渲染。
众人往往只看到阿里外表的风光，却看不见其背后的苦楚。
作为中国最大的电商平台，阿里拥有4. 5 亿活跃用户，万千商家，覆盖千万级品类，面对海量的信息、数据，阿里可以通过对商家、产品进行资质审核、认证来对假货进行控制、防范，却没办法做到把假货排除在外，更不能杜绝假冒伪劣在平台上流窜。阿里平台如此，其它的平台亦然。
可行高于人，众必非之，同样面对假货问题，阿里逃离不了成为众矢之的困局。
酒驾式打假
假货屡禁不止的症结何在?
马云不止一次强调过，打假就是要跟人性的贪婪作斗争。假货不绝，离不开人性维度上的思量，治售假货成本低，获利丰，哪怕是没有100%的利润可图，也很难杜绝制假售假者铤而走险的行动。
不过，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平台没有执法权，而相关的法律却存有着天然的滞后性。
据地歌网了解，截止 2016 年 8 月底，往前推 12 个月，阿里共撤下3. 8 亿个商品页面、关闭 18 万间违规店铺和 675 家运营机构，因为没有执法权，阿里能做的只是发现问题、下架商品、向监管部门报告线索、等待执法部门依法处理。
根据阿里披露的数据， 2016 年阿里平台治理部门共认定和处理制假售假案件线索 4495 条，案值均高于 5 万元的起刑标准。执法机关接收线索 1184 条，而确认获刑的仅 33 例，制假售假受到刑事处罚的比例不足1%，其中涉案判缓期执行的比例高达79%，可以断定，法律打假的力度远远低于预期。
与美国相比，更是相去甚远。
美国联邦法律依据制假售假者犯罪程度，轻者获刑 10 年以上，重者将被判终生监禁，对公司处罚罚金高达 1500 万美金。多位法学专家对此评价，我国现行相关法律规定存在过时、过宽、模糊和难以执行的缺陷，要根治制售假问题，需改善立法、严格执法并加重刑罚力度，让制售假货者付出应有代价。
刑事处罚比例仅为0.7%，意味着阿里打假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?
去年年底央视曝光中国海关拦截了“香奈儿”“迪奥”等冒牌货，经查获悉那是日本卖给中国人的“专享”假货，同样，擅长整容术的大韩民国玩起了瞒天过海之术，韩国KBS电台曾曝光：韩国化妆品假货只卖中国人。再回首，阿里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“恶名市场名单”经历了“列入——移除——再被列入”。
从投入和产出的成本看，阿里每把一个治假售假者送进监狱要耗费一个亿。从效果来看，假货问题犹如西西弗斯头顶上的石头，顶上去又滚下来。
阿里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指出，根治假货亟待严格执法、加重刑罚，否则打假就像个筛子，违法犯罪的人笑死、痛恨假货的人急死、执法办案人员累死、消费者哭死。为此阿里呼吁酒驾式的打假，发挥法律的震慑作用。
打假用重典，阿里算是先锋。
最近几个月，阿里状告傻推网，成为首告刷单第一案，起诉出售假冒施华洛世奇手表的网店店主，成为平台首告店主第一案，把知产流氓“杭州网卫”送上被告席，也是反知产流氓第一案。
倚重法律的“酒驾式”打假，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它或将带来的“倒逼式”前进。
技术平台治理假货最大的优势在于通过大数据、智能检索等手段发现和捕获制假售假信息，平台与执法机关相互配合，按图索骥给予制假售假者链条上每个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惩罚。呼吁打假用典，在假货治理问题上共同形成防微杜渐的机制，不仅局限于电商平台的治理，更大层面上有利于推动整个中国商业环境的净化，甚至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。
酒驾式打假或将带来的是阿里成功洗刷“假货平台”的恶名，变身“打假英雄”或可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