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济日报：整治直播带货乱象还需下猛药
近日有媒体报道，北京的王女士在直播间买了三十多件玉石产品，没想到经专家鉴定，这些“翡翠”全是酸洗注胶过的。找店家追责时，却发现店铺早就注销了。
不止有售卖假冒伪劣商品，还有销售数据造假、虚假夸大宣传、“买完不让换”……一桩桩带货主播“翻车”事件引发消费者吐槽，也折射出直播带货行业乱象丛生。
作为一种数字经济新业态，当前直播带货问题频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关法律法规缺失。商家、主播、平台三者间责任界定不清晰，以致遇到问题时互相“踢皮球”。当消费者权益受到侵犯时，直播购物的特点决定了取证难、维权难，这无形中又给了部分带货主播“顶风作案”的勇气，也让一些直播平台沦为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重灾区。
无规矩不成方圆。面对“狂奔”的直播带货，除了加快相关立法和行业标准的制定外，厘清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，加大对带货主播和直播平台的监管和惩罚力度，亦迫在眉睫。
直播间售假等问题屡禁不止，归根结底还是利益使然。在高额利润面前，过低的违法违规成本，不足以对带货主播形成强有力的震慑。治疗“顽疾”还需用猛药。对那些劣迹斑斑的问题主播，处罚不能“雷声大雨点小”，不仅要让其付出惨痛经济代价，更要将其列入黑名单加以限制。对那些管理不力、出现问题频次较高的直播平台则要通过约谈、限期整改等方式督促其改进落实。
直播带货前景广阔，但其健康发展有赖于各方共同努力。特别是带货主播们更应牢牢坚守职业道德，坚持高度自律，如果只图眼前一时利益，必将自食苦果。
中国新闻周刊: 直播带货生态亟待改良
相关报告显示，2020年中国直播电商市场规模达1.2万亿，截至2020年，我国主播从业人数已经超过120万人。根据艾媒咨询报告显示，2020年第一季度，中国网络主播平均月工资在1万以上的占到一半以上；收入在5万以上的占比达到4.1%。
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，月入10万是个分水岭，年入百万、千万甚至过亿的头部网红，很容易适用最高45%的税率。他们收入来源多元，十分有动机进行避税，甚至是偷逃漏税。
此次通报，税务部门还透露，发现其他个别网络主播在文娱领域税收综合治理中自查自纠不到位，存在涉嫌偷逃税行为，正由属地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稽查。下一个雪梨也许正在路上。
“平台经济的发展给税收带来的挑战会越来越多，其具备变动性、灵活性和隐蔽性等特点，很多交易没有纸质证据，点对点交易很多，或者通过第三方支付，这令税收的复杂性增加。尤其是现在很多网红可能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去交税，直播带货将广告和电商两个商业形态融合在一起，市场效应比较强，导致法律关系也比较复杂。”施正文补充说。
税务部门披露李志强涉嫌策划、实施和帮助雪梨、林珊珊偷逃税，并干扰税务机关调查。目前，税务部门已依法对李志强进行立案，将依法另行处理。根据公开信息显示，雪梨、林珊珊和李志强均为宸帆的相关股东，雪梨是CEO，林珊珊为CMO，李志强为CSO，三人都是公司核心管理成员。
施正文指出，这种系统性的偷税漏税事件可能令避税筹划受到很大的打击，会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，很多高净值人士以后可能会收敛一些。
“补税之后，直播间整个商业底层逻辑可能就会有些许影响，偷税漏税等于降低网红直播的成本。”李成东还谈到，网红卖商品没有抵扣价，商家后面会发现不能去抵扣税费，未来可能越来越多的商家转向自播，将削弱直播生态头部主播的集中度。
施正文表示网红经济处于发展初期，其税收体制可能存有不健全的地方，假如主播们依法纳税后，其业态的经营成本可能会有提升。这营造了更为公平的营商环境，相比实体经济的各类渠道，直播带货也不能存在“特殊优惠”。
“想要规范直播带货行业的税收，需要高净值人群具备真正的担当，引领社会价值，需要平台配合税务机关做好代扣代缴，律师、财税师等第三方中介合法合规。多方协作做好纳税人的登记，税务信息的收集，帮助纳税人缴税”，施正文认为这是一个多方面综合治理的结果。